中国汽车资深情报专家程振彪先生认为，均不矛盾，也不冲突，应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从2015年总理报告提出“新能源车”到2017年总理报告提出“清洁能源汽车”，彰显我国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的决心和信心，而不提“新能源汽车”是因为新能源汽车尚未担纲中国汽车消费“主力军”，还没形成“大气候”，目前新能源汽车暂时“偏居一隅”，老的传统汽车还在“一统天下”，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汽车”更显客观和全面。
能源的利用是否高效与节俭，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准以及精神状态如何的一个重要标志。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许多先进的发达国家都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节约能源作为其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追求目标和措施。
1980年代，我国提出“节能与开发并重，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能源发展方针。
1999年，国家科技部、环保总局、发改委等15部门共同启动“国家清洁汽车行动计划”，着重开展燃油汽车清洁化、燃气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1999年4月，全国清洁汽车行动工作会正式确定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清洁汽车行动试点示范城市和地区，国家制订天然气综合利用规划，20多个城市使用和推广燃气汽车。
此后，国家有关部门又提出“传统汽柴油汽车技术升级、清洁替代燃料汽车全面推进”的发展战略，形成一种多途径、多种形式的发展局面。当时的“清洁替代燃料汽车”主要是指燃气汽车、醇醚类燃料汽车、混合动力汽车、蓄电池式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
程先生认为，我国发展清洁替代燃料汽车的行动并不迟缓，投入也不少，单十五期间国家与企业就为新型能源清洁汽车总投入超过24亿元，到2010年总投入累计达75亿元。但实际情况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许多项目的实施对国家调整汽车能源消费结构和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并无起到显著作用。原因是，国家虽然有一个促使汽车能源多元化、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总体思路，但战略不够清晰，重点不突出，力量分散；同时对汽车燃料从石油时代过渡到不依赖石油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把过渡期估计得太短，致使在选择替代燃料技术方案上深思熟虑不够，存在“有病乱投医”之嫌。
2009年7月，《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正式实施，《规则》强调说明：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术原理先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当时定义的新能源汽车包括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BEV，包括太阳能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FCEV）、氢发动机汽车以及其他新能源（如高效储能器、二甲醚）汽车等各类别产品。节能环保的新能源汽车一般分为：使用天然气、生物质燃料、煤基燃料等替代燃料作为燃料的代用燃料汽车，使用汽油、柴油或代用燃料但增加混合电动系统从而具有显著节油效果的混合动力汽车，单纯从电网取电使用蓄电池和电动系统驱动的纯电动汽车；利用车载氢燃料电池发电和电动系统的燃料电池汽车。
近几年，国家将新能源汽车作为战略产业和新型产业并大力支持发展，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纯电动汽车（BEV）、燃料电池汽车（FCＶ）均有国补和地补支持。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领导在不同时期和场合强调，以纯电驱动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汽车工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战略取向，这实际上和当时客观情况大致如是，结果大家都把主要精力和突破口集中在纯电动汽车一角上。
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提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明确“继续支持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发展，掌握汽车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核心技术，提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高效内燃机、先进变速器、轻量化材料、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形成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成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品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发展战略，为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发展新能源汽车对哪一个国家都是前所未有的新事业，又是风险很大（主要还是关键技术久攻不下不成熟、安全隐患问题不断等）的一项重大科学实验，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包括配套的政策、设施及推广等）可以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要经历一个认识——实践一一再认识——再实践的长期过程，从而使我们发展可持续的，绿色的汽车工业之路走得更稳，质量更高，更卓有成效，真正能实现中国汽车强国之梦。
